继续革命

和Ángel Parra对面交谈，就好像自己也成了传奇的一部分。当然，Ángel本人也只是传奇的一部分，尽管他已经是一个足够伟大的歌手了。但是，Violeta Parra，Ángel的母亲，拉美新歌运动之母，这个在五十岁还有勇气用枪自杀的女人，在我的心目中，已远远不是“伟大”二字可以形容。

今天晚上，我靠近了这个传奇。

按Ángel的话说，他是“迟了五十年到中国”。在智利使馆的组织下，定居巴黎的Ángel来到北京，和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们联袂举行了一场音乐会，题为“Violeta Parra, ¿Quién eres tú?（维奥莱塔·帕拉，你是谁？）”。我私自扣下了使馆发来的请柬，自告奋勇地前去采访。头一回，我在出发采访前，就如此激动。

我提前一个半小时来鲍家街43号的演奏厅，一个修着和善胡子的智利老头热情地带我上楼去找正在排练的Ángel。上到楼上却正碰上他和夫人以及智利大使准备往下走。我和那个传奇的一部分便这么在电梯口相遇了。

Ángel个子矮壮，留着和年轻时候一样的八字胡（Ringo Starr那种），只是更加稀疏一点，配合深邃的皱纹、灰白的头发和黝黑的皮肤，显得苍老却顽皮。他戴一副眼镜，穿着深蓝色的棉布衬衫，下摆放在更深一点的蓝色裤子外边，脚穿一双黑色的休闲皮鞋。要不是肩上背着吉他，这一副模样你可以说他是个工人，也可以说是个农民。在电梯上他一直在和大使说话，瞥见我在看他，便冲我随意地一笑，好像一个老朋友一样。

随后在观众席的后排我拿出MD采访了Ángel。他说话一字一顿，吐字有力。当他说到“正义”、“斗争”、“社会责任”这些词的时候，眼睛在黑暗中放出二十岁年轻人特有的那种热切和固执的光芒。采访的内容我会单独记下来发在博客上。

音乐学院的演奏厅不大，中间全都给各个拉美使馆还有媒体的人预备着，也坐满了，来的很多学生最后都站在后边或者坐在过道阶梯上，但总共超不过五百人。舞台上挂着Violeta的一幅黑白照片，淡淡的微笑，怀抱着吉他，没有一丝张扬，就像是一个会带着孩子们坐在草地上唱歌的幼儿园老师。

先是音乐学院的陈自明教授介绍Parra一家。他写过一本很详尽的介绍拉美音乐的专著，尽管带着一些时代的烙印，但仍不失为目前国内了解拉美音乐最好的资料。然后由智利大使主持音乐会。Ángel先上来唱了两首歌，然后现场播放了一段Violeta五十年代接受瑞士某电视台采访的录像片段。弹吉它，织挂毯，展示她的画作。她那时候已经40多岁了，但是声音很清脆，就像个小姑娘。此后是音乐学院的学生演绎Violeta的作品。一个留着短发长得很清秀的女孩是吉他主奏。一袭黑衣的她身材单薄，也淡淡地微笑着，很有Violeta的感觉。学生们用中文朗诵了《感谢生活》，用很不纯熟（几乎是在哼哼）的西语演唱了这首Violeta最广为传唱的歌曲，还有非常强悍地用中国民族乐器（琵琶、扬琴、笛子和二胡）演绎了《女园丁》和《黑色的婚礼》。有趣的尝试，不过效果不如想象的好。接下来的一大段内容，是Ángel抱着吉他的独唱，最后还上来一位老先生（他就是那个修着和善胡子带我去找Ángel的老头）为他笛子伴奏。演出的最后，是一位智利舞蹈家和一位使馆的中国工作人员表演的民间舞。

不是流行巨星也不是摇滚大腕，观众们表现的热情比“礼貌”要多很多，但离“狂热”要差得很远。每首歌完了比较持久的掌声，仅此而已。只有最后的舞蹈才掀起了小高潮，观众席上发出不断的口哨、笑声和“Bravo!”。Ángel在唱歌的时候投入很多的感情，欢快忧伤、高歌低吟的转承很戏剧化，有点像我钟爱的Nick Cave。

演出结束后，不少人找Ángel签名合影。他来者不拒，还一一询问索要签名者的名字，写在抬头。我也要了签名，拍了合影，算是头一回干了追星族干的事。我看着他被学生们簇拥着，开心地笑着。我知道他是属于这里的，在年轻人中间，因为他相信他们，相信如今擎在他手中的母亲的旗帜，将传递给他们继续飘扬下去。我不知道那些买了CD和书的学生们，有多少是真正被他的声音打动了，有多少能够理解他的战斗。真的希望他们的陈自明教授能多给他们讲讲这些歌背后的欢笑与血泪，讲讲拉丁美洲这块苦难而坚强的大陆。

向他告别的时候，Ángel给我留下的赠言是“Trabajes bien!（好好工作！）”。普通得有些古怪的赠言？不，了解了那段历史，我已能理解“工作（劳动）”这个词在他们这些人眼中的神圣。我把这当成是一种莫大的鼓舞。